湖南印章雕刻

魏晋的官私印形式和钮制都沿袭汉代，但铸造上不及汉印精美。传世的给兄弟民族的官印，文字较多，用刀如刻如凿，书法风格表现为舒放自然，从而成为一个时期篆刻风格的。南北朝各国传世印章不多，官印尺寸稍大，文字凿款比较草率，官印未见铸印。子母印又称"玺印"，起于东汉，盛行于魏晋六朝，是大小两方或三方印套合而成的印章。人印腹空，可以合宜地套进一方或二方小印，形成母怀子的形状。也有套进一方两印(如右栏"郭意"印)成一组三方的。在一方印章的体积中，兼备了几方印的使用价值，古代印匠的工艺水平由此见。杂形玺因其独特的谐趣与官印的庄严、沉着的要求不同，故只用于私印。走过你征我伐、割据多如牛毛的南北朝，历史终于又一次挣脱窄狭的瓶颈，豁然开朗。湖南印章雕刻

西夏（1038—1227年）是由党项族建立的，其文字吸收了汉字笔画的一些特点，但与汉字完全不同。西夏公印有以下几个特色。，中国古代公印基本上皆为正方形，宋辽金元亦莫能外，西夏公印却独用圆角形式。第二，隋唐以来，朱文公印已流行了400年，但西夏公印皆为满白文，笔画极粗，而且使用边框。其印文吸收了宋朝流行的九叠文特点，印面安排匀整饱满。第三，印文从二字到六字不等。其中二-二字的“首领”印多，占现存西夏公印的九成。“首领”二字西夏文为上下安排，与两字印多作左右安排不同。第四，两宋公印一般背款中只刻铸印年月（有的还精确到日）和机构。湖南印章雕刻印文笔画细如毫发，都出于铸造。

花押印又称"押字"，兴于宋，盛于元，故又称"元押"。元押多为长方，一般上刻楷书姓氏，下刻八思巴文或花押。从实用意义上说历代印章大都有防辨伪的作用，作为个人任意书写，变化出来的"押字"（有些已不是一种文字，只作为个人记号），自然就更难以摹仿而达到防伪的效果，因而这种押字一直沿用到明清时代。封泥又叫做"泥封"，它不是印章，而是古代用印的遗迹──盖有古代印章的干燥坚硬的泥团──保留下来的珍贵实物。由于原印是阴文，钤在泥上便成了阳文，其边为泥面，所以形成四周不等的宽边。封泥的使用自战国直至汉魏，直到晋以后纸张、绢帛逐渐代替了竹木简书信的来往，才有可能不使用封泥。后世的篆刻家从这些珍贵的封泥拓片中得到借鉴，用以入印，从而扩大了篆刻艺术取法的范围。

铜印章印钮的设计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，如寿星、佛像、龙凤、狮子、瑞兽、螭虎、蒲牢、生肖等等，铜印章作为中国印玺文化的，我们需要进一步来了解和重新认识它的价值。匠刻印章，不可用於书画上，需用艺术篆刻家，所刻石章比较好。普通印泥，不适用于书画上，要用八宝印泥。盖二印，距离不可太远太近，相隔一个印距离正好。盖二印，印文，章法，刀法各异，不可匹配。要用相同刀法所刻印章。画上不可题打油诗，一来识者奚落，二来作品就贬为低俗。古代印匠的工艺水平由此见。随着事物的发展和人们对审美艺术的探索和追求，刻回文印的式样已不再受姓名的限制而扩大了。

印章根据历代人民的习惯有：“印章”、“印信”、“记”、“朱记”、“合同”、“关防”、“图章”、“符”、“契”、“押”、“戳子”等各种称呼。先秦及秦汉的印章多用作封发对象、简牍之用，把印盖于封泥之上，以防私拆，并作信验。而官印又象征权力。后筒简牍易为纸帛，封泥之用渐废。印章用朱色钤盖，除日常应用外，又多用于书画题识，遂成为我国特有的艺术品之一。古代多用铜、银、金、玉、琉璃等为印材，后有牙、角、木、水晶等，元代以后盛行石章。书法作品上的印章，是书法作品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，缺了印章就不成为完整的书法作品。湖南印章雕刻

唐代公印，首先，出现了“宝记”“朱记”等新的印章自名。湖南印章雕刻

引首章是钤盖在书法作品右上的章，又称“随形章”，是随石料的造型顺势刻成的的章，一般不宜为方形，而以半通、长方、圆形、半圆形、随圆葫芦形、自然形、肖形等为好。书法作品上是否盖引首章要看需要而定，如款首过于整齐，需“破形”；款尾印章分量太重，需“提升”；作品上印章分布单调，需“调整”，这时应考虑盖引首章。书法作品上的印章不是随意钤盖的，而是有一定法度的。如若印盖得不当，非但不能锦上添花，反而会弄巧成拙，破坏整幅作品的艺术效果。因此，怎样钤印，需要认真对待，精心斟酌。印章大小，应与作品的幅式大小相匹配，应与题款字相等为宜，小一点亦可，不能大于题款字，大则不雅。如若款字细小，纸地逼仄，可用小联珠印，自显周到。一幅作品钤用大小不一的两枚印章时，要上小下大以求平稳，避免头重脚轻之弊。倘属几人合作，几人印章大小亦应相当。钤印，要慎视位置。一幅作品，总有虚实、疏密之处。密处不够紧凑，可用印章补之；疏处如觉空荡，可借印章充实，宛如挪动小小的“秤砣”，使画面均衡熨贴。款尾姓名、字号章的位置要安排精到，若题款下留有空白，则钤在署款之下；若无空白，宜左不宜右。款尾印章要保持适当间隔，既忌拥挤，亦防松散。湖南印章雕刻